硅谷核心:创新人才企业家精神

（Selling Silicon Valley），他们在论文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文中写道了RCA是如何的不合作，拒绝与贝尔实验室签署合作协议；埃索（Esso）是如何不情愿与大学分享其最好的研究人员；以及默克和其他制药企业是如何“抠门”想要保住自己的研发经费。在没有共同需求的情况下，企业是不会愿意与竞争对手合作的。
特尔曼之后在达拉斯也进行了类似尝试，但同样以类似理由告吹。
1990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了一个建立地区性创新中心的新方法，这次是围绕现有的研究型大学所展开。他注意到，互联的企业和专业供应商在地缘上的集中，能够相应的提高行业效率并带来成本优势。波特设想，通过将这些资源集中组合起来，那么便可以人工打造出一个地区性创新中心。
波特和大批追随其方法的顾问向全球各国政府大力推广这个理论。这个方法的共识一直不变：选择一个热门产业，在一所研究型大学旁成立一个科学园区，为入驻园区的行业相关企业提供补贴和奖励，并设立一个风投储备。
可惜，奇迹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全球数百个区域为建立自己版本的硅谷，共花费了数百亿美元，而其中却无一例成功。
波特和特尔曼没有认清的是， 创造出硅谷的并不是学术、行业甚至美国政府对航空和电子领域军事研发的资助，而是在于特尔曼在斯坦福就职期间，悉心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及企业领导人和学校教员之间的良好关系。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安娜莉·萨克赛尼安（AnnaLee Saxenian）就真得懂得人、文化与联系之间的重要性。她在1994年出版的《区域性优势：硅谷的文化和竞争》（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一书中，将硅谷的成长与波士顿的128号公路进行了对比，来阐述为什么没有任何吸取能够复制这个发生在加州的硅谷成功故事。
萨克赛尼安指出，直到1970年代，在创业企业活动和风投投入程度方面，波士顿都遥遥领先于硅谷，因为波士顿具备一个巨大的优势，即，其靠近美国东海岸的产业中心。但是到1980年代，硅谷的发展趋势便和128号公路有几分类似：大行和小型科技企业相互交错、拥有多所世界级大学、风险投资人纷至沓来和并获得军方资助。而这时候，硅谷开始直追而上，将128号公路远远甩到了身后。
硅谷能够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文化。不断有企业成立， 高跳槽率，及硅谷专业的网络和便捷的信息互换等，这些都是硅谷的优势。硅谷的企业明白，合作和竞争共同促进成功，这个想法也反映了加州特殊的支持竞争规定。硅谷的生态环境支持试验、风险，并共享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换句话说，硅谷是一个开放系统，一个Facebook诞生前便存在的大型真实社交网络。
当然，硅谷拥有良好的天气环境条件也是其优势之一。硅谷靠近山区和大海，并且拥有大量国家公园徒步路线。这些也为硅谷乐观开放文化的行程给予了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5年至2005年期间，硅谷52.4%的工程和技术初创企业创始人出生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比率是美国整体移民比率的两倍。美国的外来移民来到硅谷，发现这里容易适应和同化，他们知道如何与当地人互动，建立自己的生活圈，与当地人一样平等参与各项事务。如今，像谷歌(微博)这样的企业园区俨然就是一个小型联合国。他们的餐厅不提供热狗，而是中餐和墨西哥菜，和印度各式咖喱。
这就是多元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推动创新不断增加。外来移民让他们了解到了全球市场，这些移民为硅谷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知识，让硅谷拥有了一个坚不可破的竞争优势，让硅谷从一个生产广播和电脑芯片的“生产方”摇身一变成为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医疗设备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创造者”。
不过，硅谷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是公司创始人还是董事会，在硅谷，很少看到女性及少数种族的身影，如黑人和拉丁裔等。风险投资人们对能够在短期带来收益的初创企业情有独钟，社交网络和图片分享应用大批出现的原因也在此。而硅谷的房地产价格过高，大部分美国人都无法负担。
所有这些因素拖累了硅谷发展的步伐，但是却无法阻止其继续前进。比较讽刺的是，对硅谷来说最大的挑战或许来自曾经大力支持其发展的政府。硅谷渴求人才，但外国人工作签证申请的难限制了硅谷的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现有超过100万名拥有短期工作许可的海外劳工在等待永久居留签证发放。没有获得签证就意味着必须离开，而留下来的人也开始灰心，然后选择回家。
人才缺失可能会扼杀硅谷企业的生命力。确实，硅谷真正的竞争对手开始在新德里和上海出现，但是这些技术中心形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终于发现了可行的创新秘诀，而将是因为硅谷泄露了自己的神奇秘方：聪明的精英人才。
(编译：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