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冀透露,与每单十几部iPhone的“散货”相比,每单“大货”的规模可以达到数百部。这让香港本地的经销商有了强大的定价权,并通过整个水货产业链,迅速传导至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
“iPhone的价格是不断波动的,加价多少并不一定。但在订货时,首先要付30%至50%的定金,到货后对方按照约定价格给你。如果临时要货,就按当时市场价格。”他说。
为了抢占先机,大陆的许多水货商会在iPhone发布后备足现金,第一时间奔赴香港,从各大经销商和黄牛进货。但为了压低成本,一部分人打起了走私的擦边球,而这也是整个水货产业链最灰色的环节。
抓不完的“带工”
国内规定,手机属于20种应税商品之一,必须向海关申报并缴税入境,税率为10%。如果加上这一成本,港版iPhone因汇率因素而来的价格优势将荡然无存。
于是,水货商在香港购买了iPhone后,就会找到当地的“水客”,把货带回境内。这些人亦被称作“带工”,而水货商通常会有相熟的“带工头”,由后者安排人手,分批次带着iPhone通关。
深圳是“带工”最密集的地区。刘冀认为,一方面深圳紧邻香港,陆上口岸众多,每天的出入境人员众多,海关监管难度大;另一方面,周边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充足,农闲时间较多,他们愿意往返奔波,挣一些“跑腿费”。
捎带iPhone入关的成本并不低,“带工头”的收费标准是每部iPhone收取50至200元不等。而水货商每卖一部港版iPhone,平均可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