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调查始末:为何都恨高通

许昆林透露，高通公司曾与张昕竹达成协议，报酬按每小时800美元计算。高通公司雇请张昕竹应对此次反垄断调查的所有报酬是140万美元，其中张昕竹参与编写报告的报酬约为20万美元。
许昆林称，截至官方对此事展开调查时，高通公司实际已经付出88万美元，张昕竹个人有效工作时间报酬按每小时800美元计算。从张昕竹所在的全球经济学集团的账单来看，高通集团已向张昕竹支付了9.3万美元，张昕竹本人和其所在单位确认实际已经收到7.7万美元。
解聘之初，张昕竹曾对媒体透露，自己解聘是由于为外企说话了。由于细节迟迟未能公开，小道消息满天飞。因此也有相当多的业内人士，包括专家咨询组内部的其它一些专家对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表达了同情。之后，张昕竹开始对媒体沉默，在给第一财经客户端发来的短信中表示，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希望理解。
记者多方了解到，张昕竹是在专家组中少有的经济学领域专家。事后，张昕竹曾对一位圈内专家表示，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但被批评为政治方面幼稚。
这位专家对记者评价说，张昕竹本人性格自信且固执，但在理论研究领域经常有独立的见解。他一贯的主张是由于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源泉，各国在不公平定价案例的选择以及认定上应该极为谨慎。
接受采访的至少5位以上的业内专家们都承认，由于在明知高通公司被调查的情况下为其撰写报告，张昕竹确实违反了“利益回避”原则，并违反了小组工作纪律。而且，如果以上金额属实，也确实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项目报酬金额。
“600万，太大了！我根本不敢想！是不是用他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咨询组的这个头衔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些问题呢？如果没有这个（头衔），他能不能拿到600万？也许高通觉得不多，如果这个案子被压下来，肯定就不止是600万的问题了。” 国务院反垄断法委员会咨询专家、社科院研究员王晓晔评论说。
盛杰民则对比说，“我2004年接了一个外企的类似报告项目，最终按照国家项目收费，大致是5万元人民币。”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除了专业素质，高通公司更为看重的，显然还是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名头，而且找了多位专家撰写报告，但仅有张昕竹接下了这个任务。
“专门标出了专家组成员，就说明这个报告是为了应对调查专门写的，不是通常的什么‘中立的报告’”前述反垄断委员会人士说。
多位了解专家咨询组运作的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说，由于反垄断案例涉及到的范围极广，交叉领域多，专家咨询组成员包括21位行业内的资深专家，大致由4～5名法律专家，4～5名经济学家，以及11名行业领域（比如IT、互联网行业）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们通过15家部委推选，任期3年，第一任期将于今年年末到期。
专家们与执法机构之间，一般会有一个不定期的研讨沟通，遇到具体案例，专家咨询组中的部分成员可能会被咨询。专家们获得的，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无任何报酬。但同时出于工作纪律要求，进入专家小组以后，会被要求退出担任企业独董，或者在其它企业顾问的职位，仅可以接一些常规的合规咨询项目。
当然，对于一些专家来说，获得这个荣誉称号，也是未来从市场上获得更多收益的方式。
从具体执法层面来说，执法部门也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除了中国的调查，囊括了欧日韩涉及到的所有价格和非价格问题。最大的难点，还在于，该如何确定“相关市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注定是个极其费时费力的过程。
在反垄断执法机关与高通的博弈过程中，确定了相关市场，才能确定高通是否在这个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而通过证明是否有垄断高价，以及歧视性定价问题，才能确定是否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目前，国内这一领域中唯一能提供参考的类似案例，便是华为诉IDC的官司。在该案中，IDC涉及了不公平的高额许可费，对华为收取了比苹果等手机厂商高数倍的许可费。该案被喻为中国标准必要专利第一案，广东省高院成为世界范围内首个适用FRAND原则（“Fair，reasonable，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即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直接确定许可费率的法院。虽然这个模糊的原则本身，在国际上也充满了执行尺度和裁量权的争议，但毕竟是可参考，有了定论的唯一案例。最初，发改委的也希望通过类似于华为诉IDC的方式，来找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突破口。但最终发现，不同于IDC, 高通收取的许可费并没有在下游厂商间，有明显的倍数差别。但高通采用了组合拳的手段，手法隐蔽的滥用垄断地位的方式。
徐明妍说，相关市场界定的大小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起决定性作用。本案中，高通就是在高端芯片技术领域有垄断地位，但是在整个低中高端芯片市场占比并没有那么明显，仅有50%左右的比例。